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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历代“战疫”简史:从巫鬼之术到公共卫生建设

2020-02-28 19:13

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出版的《中国疫病史鉴》不完全统计,从西汉到清末,我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。每次疫情,都能让当时的社会为之颤栗。

中国古代百姓心中常有三大畏惧——战乱、鬼怪和瘟疫。

聪慧的炎黄子孙也在千年的对抗史中,摸索出了一条从巫鬼之术到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“战疫”之路。

上古大疫:送瘟神

我国有关瘟疫的最早记载,大约可以追溯到商代甲骨文时期。

《小屯殷虚文字乙编》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:与天地沟通的巫师正在占卜,他所问有两件事,其一是这个瘟疫是否会蔓延开去?其二是商王是否感染瘟疫?可以想见当时的王城里应该发生了大规模的人群感染事件,以至于商王都有了被感染的风险。

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,早前史家主要将孙刘联军的胜利归结于曹军不熟水性,但随着医学史料的挖掘,这场奠定历史格局的战役,其实与瘟疫大有关联。

孙吴联军攻曹,曹操船舰损失惨重,下令撤退。但奇怪的是,撤退途中,曹操下令把未烧着的船也一并点燃。

相关医学史的研究表明,彼时血吸虫病在赤壁地区传染甚广,这种疫病以水为传染源,从北方而来的曹操军队除了不通水性外,对这种瘟疫也知之甚少没有免疫。撤退途中曹操下令点燃的船,很有可能与防止瘟疫蔓延有关。这一点在他其后写给孙权的信里也得到了证实:“赤壁之役,值有疾病,孤烧船自退,横使周瑜虚获此名。”

有史料统计,东汉桓帝时期,全国人口5000多万,至三国末年,全国因瘟疫死亡人口以千万计。建安二十二年,一场席卷全国的大瘟疫更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悲惨局面,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就是巡逻军营、照顾士兵时染上瘟疫死的。东汉文学著名的“建安七子”,就有五人死在这场瘟疫中。东汉末期百余年成为我国历史上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之一。

此时,人们面对凶猛的疫情,只能归结于上天的惩罚,巫术与神鬼之说是从天子到民间都认可的解释。“瘟神”、“疫鬼”横行于世,当时最“科学”的战疫方式就是信奉除疫的神祇。《周礼》中记载:“方相氏,帅百隶隶而时傩,以索室驱疫。”传说方相氏长得极其丑陋,瘟神见了他都只能落荒而逃。现在于西部地区还在流传的傩戏,也是古时方相氏驱疫病在当代的更迭演变。

而东汉末年的大疫,简单的民间信仰已经救不了被感染的民众,黄巾军的起势正是源于首领张角对瘟疫的救治。但其能以符水治瘟疫的消息,有着浓厚的神话和神秘色彩。讽刺的是,张角最后也因感染瘟疫而病死军中。

抗疫:催生中医理论

在与瘟疫的对抗中,催生了中医的核心理论。公元154年前后,蛰伏的瘟疫蓄势待发,河南南阳的张家娘子诞下一名男童,取名仲景。父亲张宗汉在朝为官,他本希冀儿子承袭自己的事业,却没想到他对医学情有独钟。10岁时,张仲景开始跟随同郡医生张伯祖学医。数十年后,张仲景医学大成,写成《伤寒杂病论》一书,其中总结的辩证论治原则,确立了我国中医诊治的灵魂。

“伤寒”一词,与我们现在说的伤寒略有不同,其主要症状为发热,并且具有强烈的传染性,实则是对各类疫病的指代。

张仲景在《伤寒杂病论》中提到,仅仅十年时间,张氏家族就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口,其中七成比例都是患上了瘟疫。《伤寒杂病论》中记载的三承气汤、竹叶石膏汤等,经后世沿用至今。

而后中医传承愈广,东晋医学家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中,对天花、虏黄病(即现代所说的黄疸)、沙虱病(恙虫病)等传染病的治疗做出了贡献。

唐代名医孙思邈在《千金要方》中,不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,还提出用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、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毒等消毒法。

隔离:国家力量介入

睡虎地出土秦墓竹简中记录了这样一段秦代传染病的“隔离”制度:一名正在接受筑城刑罚的犯人服刑还没有结束,却被发现得了麻风病,当地官员迅速将他转移到了一个叫“疠所”的地方隔离。这或许是出土文献中能见到的较早关于官方治理疫情的记载。

而正史中有关政府官方干预疫情的记录,则始于西汉。元始二年,京畿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,疫病随之而来。汉平帝下诏:“民疾疫者,空舍邸第,为置医药。”由政府安排专门的房子“隔离医院”负责医治疫病患者,这是我国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关于公立临时疫病隔离医院的记载。

至南朝时期,有“六疾观”“别坊”等隔离机构。唐朝设有“病坊”,宋代设“安乐坊”,通常由中央政府视疫情分拨经费,由地方政府采购药物,招募僧人照料病患。